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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倦了西方式“女性議題”,阿拉伯女性努力尋求自我發聲
2019-09-02 13:31:08 作者:王塞北 來源:新京報書評周刊
在“阿拉伯之春”后的報道中,西方媒體更鐘情于戰爭與屠殺。但是,流著阿拉伯血液的女記者們,在尋找廢墟中的希望與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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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在西方的新聞報道和文藝作品中,阿拉伯女性常常以一個受極端宗教與男權壓迫的形象出現,他們對于社會與命運的反抗,似乎只有通過西方世界的幫助才能實現。但是現在,她們越來越多證明,她們不需要殖民主義的“拯救主義”敘事,她們可以自己講述自己土地上自己的故事。
 
01
 
打破后殖民敘事 為自己發聲
 
最近,由企鵝蘭登出版的《我們土地上的女性:阿拉伯女性報道的阿拉伯世界新聞選》(Our Women on the Ground: Essaysby Arab Women Reporting From the Arab World)就是近一段時間她們努力的一個縮影。這本書由黎巴嫩裔英籍女記者和作家札娜•漢姬爾(Zahra Hankir)所編輯,選編了19位阿拉伯或阿拉伯裔女記者的報道文章。
 
她們的阿拉伯血統和在地化報道,使整個阿拉伯世界的新聞在西方世界呈現出全新的變化:“阿拉伯世界幾十年來一直受到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各種版本的阿拉伯故事通過國務院與五角大樓的過濾后呈現到公眾面前。”漢姬爾寫道,阿拉伯女記者薩哈菲亞特在唐納德•特朗普的時代,以及極右翼歐洲和伊斯蘭國的崛起,“強硬地打破了傳統刻板印象”。這種框架并不適合開拓創新的記者。
 
要說阿拉伯,中東和北非婦女正在破壞陳規定型觀念,就像那些刻板印象本身一樣陳詞濫調:這些女性應該受到贊賞,因為她們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而沒有在西方的假設中將她們視為溫順和順從。現在,一股越來越強大的女聲合唱,從這個傳統上一直被男性專制者聲音所主導(西方媒體對阿拉伯世界的描述)的地區傳來。他們通過各種媒介,從新聞報道,電視電影到文學創作,他們正在打破長期以來對阿拉伯女性的溫順和順從的敘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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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土地上的女性:阿拉伯女性報道的阿拉伯世界新聞選》
 
(Our Women on the Ground: Essays by Arab WomenReporting From the Arab World )
 
企鵝蘭登書屋,2019年8月。
 
在這些報道中,有灼熱的傷痛、尖銳的批評和有趣的故事。但是,在所有這些文章中,最閃耀的亮點是女性寫作的純粹力量。無論是2003年美軍入侵伊拉克時,漢娜•阿拉姆(Hannah Allam)在美軍噴氣式飛機轟炸后的神殿中為《紐約時報》撰寫報道,諾爾•馬拉斯(Nour Malas)在《華爾街日報》講述她以一個在美國長大的敘利亞裔美國人在故國采訪中的血緣親情故事; 或者是海妲•賽德(Hwaida Saad),她是《紐約時報》駐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記者,她以血緣同理心和媒體人特有的移情能力為戰亂中的敘利亞人傳遞聲音。她們的工作,極大地豐富了世界各地對該阿拉伯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理解。
 
“因此,她們是我們當地的‘我們的’女性,我們所有人都在閱讀她們的文章。”在序言中,漢姬爾說,“她們都沒有刻意地消除對‘她們是誰’的刻板印象,她們無意于此。相反,她們只是專注于手頭的工作:進行新聞報道,并確保自己的安全。她們也沒有考慮到去迎合西方觀眾的閱讀預期,她們的報道與經歷已經打破了根植于后殖民話語中的流行敘事模式。”
 
02
 
在進行性騷擾報道時 被男同事嘲笑
 
入選的記者們在不同的媒體工作,其中一些供職于本地的阿拉伯語媒體,另外一部分則是面向國際的英語媒體。兩種語言在內容上有所不同,但作用同樣重要:在本國創作新聞的女記者們著重于記錄他們與父權傳統的斗爭,在面向西方的報道中,她們努力修正西方對阿拉伯世界沖突的簡單化理解,講好阿拉伯世界的故事,雖然這兩者都不容易。
 
埃及攝影記者艾曼•海拉(Eman Helal),每天在充滿深刻的厭女癥和性別歧視的新聞采編室工作,她的男同事一邊拍攝埃及街頭的性騷擾新聞,一邊取笑她的工作。敘利亞記者ZainaErhaim發現,盡管2011年時,“阿拉伯之春”的變革者們承諾了自由,但仍舊沒有兌現。她仍被迫將她的衣著打扮與街頭“陌生武裝男子”的期望相符合。
 
即便她們移民來到標榜新聞自由的西方,這種對女性的職場歧視也沒有結束,只不過變成沒有講明的潛規則而已。在那里,清一色的男性主編團隊仍然是司空見慣。在報紙文章和學術論文中,仍然缺乏對女性研究成果的引用,盡管已經有很多,然而常常被選擇性忽略。在文藝與學術界,男性作家和評論家仍在在歐美的此類報道中也占主導地位,盡管女性作家和讀者占更多數。因此,阿拉伯婦女在文藝與學術界面臨著雙重障礙:西方自身的性別偏見和阿拉伯婦女的簡化敘述。雖然,這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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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來自阿曼的阿哈提以描述家鄉轉變的作品《天體》
 
(Celestial Bodies,暫譯)
 
成為首位贏得布克國際獎文學獎的阿拉伯作家。
 
這就是為什么當今年的國際布克獎評委會選擇一部由女性撰寫的阿拉伯小說時,被認為是一大勝利——這是該獎項第一次授予阿拉伯裔女作家。評委會主席歷史學家貝塔尼•休斯(Bettany Hughes )表示,這本書讓評委會“獲得了英語文學不能提供的想法和經驗。它避免了在分析性別、種族、社會差異時可能出現的每一種刻板印象。”這也是為什么漢姬爾想要編寫《我們土地上的女性》的原因。雖然許多在阿拉伯世界工作過的西方外國記者撰寫了大量關于該地區的回憶錄,但她在文集中寫道,“像這樣的一本書,在文學領域放大了在地阿拉伯女性的聲音,遲遲都沒有創作出來,(這本書)來的還是太遲了。”
 
漢姬爾指出,雖然到目前為止,她在美國各地參加新書推介會的時候,雖然很多讀者的問題都是認真思考過的,但她對于記者同行們會常常會問類似“這本新聞選集是否會給溫順的阿拉伯女性一個強烈的刺激”的問題感到驚訝——偏見仍然如此持久的存在著,即便他們讀了這本書。一些西方記者在他們自己的故事中(以及在好萊塢和其他地方的描繪中看到的那個)仍然選擇了符合一個后殖民主義時代白人的憐憫視角:阿拉伯女性在自己的世界只有選擇順從,西方文明才能解放他們。
 
03
 
西方記者關注死亡 我們則尋找希望
 
在關于戰爭的報道中,這群阿拉伯記者也有著和西方記者不同的角度。長久以來,從中東到北非,從也門到巴勒斯坦,從利比亞到伊拉克,她們的家園或故國遭受著戰火的洗禮。“現在看來,當時(伊拉克戰爭期間)的報道之專注于深情悲傷的女性是多么膚淺。但是這是西方世界的讀者想要看到的。在那樣的慘烈的環境中,她們的生活仍然要繼續,她們也還能找到生活的趣味和有意思的事,但是主編拒絕發表這樣的報道。”
 
漢娜•阿拉姆(Hannah Allam)反映,她是伊拉克戰爭期間美國國家公共電視臺(NPR)駐巴格達首席記者。阿拉姆寫道,那些她沒有報道的故事,“如果不能寫在筆記本上,那就寫在我的心里,而且我記在心里的那些比我發表的更讓我印象深刻,那些在巴格達記下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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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與三個孩子的晚餐。也門,索科特拉,2014年。
 
也門攝影記者阿米拉•莎里夫(Amiraal-Sharif)也有這樣的看法,她要在戰亂中尋找重建家園的希望,這是她一生的工作。“西方攝影師傾向于被大屠殺所吸引,”她寫道,自2015年她的國家一直陷于戰爭,“但我繼續尋找充滿生命,愛和希望,因為這些也是也門的一部分。”
 
現在,阿拉伯世界的女性正越來越大聲地講述自己的故事,但問題是:西方是否想要聽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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